苏衍霈在加沙地带南部的纳赛尔医院为一名新生儿进行全方位检查（摄影：Mariam Abu Dagga，图：MSF）
她上一次去加沙是2024年5月。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，苏衍霈在纳赛尔医院执行了6周的救援工作——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，无休止的激战让加沙人民被迫不断迁徙逃难，纳赛尔医院成了加沙南部最后一家综合性医院，苏衍霈所在的无国界医生与当地卫生部门等多方，重启了因袭击而关闭的纳赛尔医院的妇产和儿科部门。
从加沙回到香港之后，苏衍霈也回到了熟悉的都市环境和常态下的医院工作，加沙成了一个遥远的地名。电视上仍经常播放加沙的冲突报道，苏衍霈会格外关注新闻提到的具置，她担心着加沙的当地同事。“我不明白他们还活着吗，他们的家人安不安全，但我明白他们的生存环境现在更困难，他们已住在帐篷里很多个月，都没改变，现在还在打仗。”
当我采访苏衍霈此前的加沙救助项目时，却得知她将再次前往加沙的消息。“为什么这么快再去？”
“他们需要人手，刚好我有空。”在视频连线的采访中，苏衍霈说。她刚从医院忙完回来，正在吃东西加餐。2013年她从香港中文大学护理学系毕业后，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工作近6年。7月回香港之后，她马上又问无国界医生，何时有项目能让她再回加沙。
2024年5月6日，加沙地带南部拉法，在以军下达撤离命令后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再次携带个人物品离开（图：MSF）
2024年2月，纳赛尔医院曾因遭受攻击而被迫关闭，自5月开始重新接待病人以来，这座医院在战事频发的极端条件下，坚持为周边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和救助——医院周边，有不少住在帐篷中的难民。无论是应对持续涌入的伤员，还是面临随时有可能出现的撤离危机，这家医院的命运牵动着整个加沙地区的医疗系统。
每次大型爆炸发生，医院都会涌入大量伤者，苏衍霈总是清晰记得那股特殊气味。那是一股许多人的皮肤被炮火烧焦的气味，而她的其他同事印象非常深刻的则是伤口感染的味道——闻起来像是变质的油。仅在7月，无国界医生在纳赛尔医院和阿克萨医院的医疗团队就应对了10次因爆炸而大量涌入医院的重伤群众。这些爆炸往往发生在武装冲突之后，发生在那些流离失所者的避难区。
8月28日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（世粮署）宣布，暂停其雇员在加沙地带的行动，暂停在加沙的人员流动。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，一支世粮署队伍在执行完援助运送任务之后，在返回的途中，在离以色列控制的检查站仅几米远的地方遇袭。世粮署执行干事麦凯恩称该起事件“完全不可接受”，并呼吁以色列当局和其他所有冲突相关方立即采取行动，确保在加沙地带的所有援助人员的安全。
世粮署“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”倡议项目的报告数据显示，加沙地带目前已有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，这些人口大多集中在水、卫生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明显减少的地区。近50万人正在经历“灾难性”饥饿。到2024年9月，加沙地带约96%的人口(215万人)将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。此外，约60%的水、清洁和卫生基础设施受到破坏，仅44%的主要医疗中心还在维持部分功能的运转。
拉法原是个容纳30万的小镇，但现时已有150万流离失所的人挤在此地（图：MSF）
在加沙，人们有时会感到世界遗忘了他们。让苏衍霈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些加沙人民的愤怒。供水是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重要项目之一。供水车旁经常发生小型抢砸事件，一些当地人爬上供水车砸石头，试图抢饮用水。苏衍霈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她和同事们都能理解这种强烈的愤怒，这些人往往是加沙年轻人：“他们都觉得世界忘了他们，非常无助，才会失控。”
加沙人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，他们情绪激动地站在供水车上，想引起这些国际救援人员的注意，大声喊着：“快停火，我们要吃的，我们要水，我们要回家！”
5月，当苏衍霈经历数次航班辗转和数日境外等候、终于到达需要重启的纳赛尔医院时，她被眼前的一切震住了，同行的当地同事则是直接哭出了声。医院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臭味，屋子里还有受害者的遗体。整座医院大楼的结构还完整，但水电路线已经被摧毁，门窗被打烂，病床等医护设备全被彻底破坏。
然而，一开始招工，医院之前的团队便很快重新组建起来了。重启医院的首个任务是清理残迹和恢复水电供应，主要由建筑师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人员来负责。“很快开始通水电了，我们大概清理了一个星期，有些房间可以用了，我们就先用，再慢慢处理其他被破坏的东西。”苏衍霈说，开启项目一周后，这座关停了三个月的医院开始重新接收病人。
在这支高效团队的背后，是加沙人民对改善处境的渴望。纳赛尔医院雇佣的大多是本地员工，苏衍霈有不少年轻、优秀的当地同事，其中一些人是医科大学读最后一年的学生，还有一些正在学校学建筑的未来建筑师。“他们告诉我，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发生后，他们所有的梦、对于未来的所有希望，全都破碎了。”
“我心里面就想，他们现在确实无法继续回学校读书，但其实他们没放弃，他们还在努力。”苏衍霈说。
在为期6周的救援项目期间，苏衍霈的工作岗位是医院的助产士活动经理，负责的主要任务是重开医院的妇产科，还需在战争地带开启家庭生育计划，以及面对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及生育支持服务——医院还重开了性暴力等门诊部。根据实际的需求，医院新增了许多针对营养不良的项目，增设了母乳喂养室。这家医院也是当地最后一家提供妇产和儿科护理的三级医院，重启以来，医院每天协助25-30宗分娩。新生儿重症病房设有29张病床，以及为高危新生儿设置的婴儿保温箱。
战事恶化的速度，还是远远超出了苏衍霈的预期。“其实我们想过病人会很多、工作很难，但我们没想过加沙的别的地方会这么快被攻打，也没想过其他医院会关闭得那么快。因为另外的地方被攻打之后，大量人口就聚集在加沙的中南部地区。我在加沙的时候，看着慢慢的变多人聚集而来。”从医院重启的第三周开始，医院涌入的病患已经远远超出了医院的承载力。
与此同时，由于战争封锁和极端的安全环境，医院需要的医疗用品也无法及时供应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有些医疗项目不得不被叫停或推迟。“我们会尽量医治和帮他们，但是面对很多种病，其实药都不够。”苏衍霈表示，她和同事们需要非常留心医疗器材的使用情况，从重启医院的第三周开始，医院就没有手术使用的无菌材料了，一些不太紧急的手术就得推迟。
在加沙南部，许多逃难而来的人们拖家带口地住在帐篷里，在经历战事和亲友伤亡等多重打击之后，许多人的身体抵抗力已经变差。帐篷聚居区的卫生条件恶劣，缺少干净的饮用水，加上天气湿热，这增加了疾病暴发的风险，对大部分难民的营养和健康情况产生灾难性影响。
苏衍霈见到了大量营养不良的儿童，并伴随着腹泻、脱水、甲肝及皮肤感染等情况。因为卫生条件的关系，苏衍霈自身也曾感染皮肤病。
许多孕妇出现了高风险的并发症，如子痫前症、败血症等这类与血压相关的并发症。还有不少孕妇出现了胎死腹中的情况，大部分妇女都出现了早产、营养不良及产前流血、产后流血等并发症。有一次，苏衍霈接待一位将要生产的孕妇时，发现她的脚都炸烂了，苏衍霈问她为什么来那么迟，孕妇说她住的帐篷非常远，因为打仗不敢来。医护人员紧急开刀，孩子还是没能活下来。
面对早已受损的城市基础设施，不少人直接放弃了医疗求助，因为无论是需要医疗服务的孕妇，还是需要接受治疗的儿童，他们去往医院的路上可能遇到危险，路途奔波也可能加大并发症的风险。无国界医生与联合国组织有一个妇女合作项目，尝试在每个聚居点都设一个医疗点，让孕妇能就近生产。偏远地区则派救护车去接，而偏远得无法通车的地方，人们就用驴子载着病人来到医院。
“影响他们来不来医院有很多因素，有一个因素是当地人蛮害怕医院的，他们都觉得医院是最危险的地方。”让苏衍霈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很多孕妇在医院生产完，两三个小时后就要带着婴儿再次上路回家。“因为医院和学校被攻击，所以当地人很害怕在医院待着。要么就不来，要么来了以后非常快又走，她们很害怕留在医院，成为军队攻击的目标。”
“一般来说，打仗双方不能碰交战地区的医院和学校，可是这一次加沙的医院和学校都被攻击。当地人当中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通识，就不能待在医院和学校这样的地方。”苏衍霈说，在加沙，能否向需要救治的人们施行救助，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医学层面的问题。
目前，在纳赛尔医院和阿克萨医院的无国界医生医疗队，除了要面对大量伤者，医院自身也面临着战争的攻击风险，援助物资和人员的通行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。事实上，在加沙的医院前线，医护团队要面对的不仅是持续冲突下的医疗困境，还需要面对无止尽伤亡的心理重担。
在以色列轰炸中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（摄影：Karin Huster，图：MSF）
苏衍霈有一位当地同事是手术室的主管，他的三个女儿都因为战争而丧生。他看到苏衍霈的头发便回忆：“Fatima（他女儿的名字）的头发就是这样的。”
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这些同事还在努力工作，展现出了专业和高效的职业素养，他们的坚强也感染着苏衍霈。苏衍霈接触的每一位加沙人都在2023年10月以来的冲突中丧失过亲友。他们一生存款买的房子在战争中化为乌有，因为炮火降临而不断迁徙，不少同事都住在帐篷里。苏衍霈在医院里总是听到无人机盘旋和炸弹爆炸的声音，一开始她有些受影响，但后来也习惯了这个声音。医护团队开始根据爆炸声的响度和距离，来判断伤亡程度。
巴黎奥运会开启的7月，无国界医生在纳赛尔医院和阿克萨医院的医疗团队应对了10次因爆炸而大量涌入医院的重伤群众。医院内的医护人员为照护严重伤员，已经濒临极限。
“你就在人群里，站在急诊室内的一摊血泊中。房间里很嘈杂，而你能确切地闻到周围的血腥味。”无国界医生医疗组组长贾维德·阿卜杜勒穆奈姆说。7月13日星期六，纳赛尔医院接收到数百名遭受以色列空袭的伤亡者——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军队先前不断建议流离失所的人们前往的区域。贾维德曾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伤亡事件中工作，但加沙带给他“刻骨铭心的恐怖感”。
贾维德和同事紧急为患者提供手术、创伤与烧烫伤照护，但他忽然看到一位无国界医生的麻醉科医生出现在急诊室。贾维德问他为啥不在手术室而在这里，麻醉医生说：“我刚听说我的家被炸毁了，而我的女儿和侄子就在这里某处。”后来，贾维德才得知他的侄子已丧生。
“所有同事都直接受到暴力和流离失所的冲击，你就没有时间消化一切。他们已这样生活了九个月，一边工作一边听到亲人遇害的消息。精疲力尽与精神创伤根本没办法形容他们持续面对的失去。我们只是在等着下一次大规模伤亡事件的到来。”贾维德说。
苏阿德（Suad）刚刚在纳赛尔医院分娩。“自我怀孕以来，战事使我们疲于奔命，使我们流离失所—整整五次。”（摄影：Mariam Abu Dagga，图：MSF）
连医护人员自己也要被迫不断逃命。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，无国界医生的急诊护士卡米勒和医院门卫海德尔一共经历了18次流离失所。卡米勒说，“冲突爆发时，我们坚持在家里住了四天。那时我的孩子们总是从睡梦中惊醒，等着我过去抱着他们安抚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说那不是轰炸，是在放烟花。”
自2023年10月以来，长达10个月无休止的激战令加沙人民流离失所，加沙冲突导致人道援助极端缺乏，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屡见不鲜。每当战火、纷争、暴力或侵略行动爆发时，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就是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6月29日至7月5日期间，纳瑟医院的儿科急诊部仅一个星期内就接收了2600名患者。
这也是苏衍霈希望能回加沙的重要原因。作为助产士，她认为，在战争地带，妇幼健康对医护人员的专业性与敏感性的要求更高，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做。而她首次赴加沙执行救援任务时，助产士的岗位已经很长时间没招到人了。在加沙的医疗项目之前，苏衍霈曾在2022年前往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参与救援项目。2023年6月到9月，她在地中海中部的无国界医生搜救船开展救援项目。
在救援中，她发现这一些地方的很多女性无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主。“在这一些地方，妇女的权利是最低的，她们甚至都不是人，而是一个家庭可以随意处理的财物，可以去交换一壶油、一头羊。我经常就是很愤怒，因为在我们生长的地方，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捐血、打点滴。可是在那些地方需要她们的先生或监护人的同意，我们才可以救助她们，所以延迟了很多的医疗救援，令更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。”
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，在以色列轰炸中受伤的巴勒斯坦人被用驴车送到纳赛尔医院（图：视觉中国）
因为助产士这一工作的特殊性，苏衍霈观察到冲突地区的性暴力情况相当恶劣，著名的刚果医生穆奎格曾说“是最低廉有效的战争武器”，“因为大家都只关注打仗和冲突，妇女和小孩的情况，是最不受重视的。”
苏衍霈曾救助过被家人抛弃、遭受性暴力的小女孩，那是一位妻子，也是一个13岁的孩子。那个小姑娘在救助成功恢复健康之后，被送到了妇女保护机构。“这个经验告诉我，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困难才会走来向我们求救，所以我不可以放弃他们。我也告诉自己，我不可以放弃。如果你不放弃的话，可能他们的人生会有一些一点点的改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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